中古齐梁时代文学大为繁荣,创作方面涌现出空前之多的作家作品,理论批评方面有《文心雕龙》《诗品》两部大书,稍后又贡献了《文选》《玉台新咏》这两部篇幅很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选本,大放异彩,照耀古今。

大型诗文选集《文选》出于梁昭明太子萧统之手,他手下的文人如刘孝绰等人也有所贡献。

《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作家作品的日益增多早就在呼唤具有选集性质之总集的出现。

萧统具有从事选本的最佳工作条件。这位太子文化修养极高,有条件利用皇家所藏典籍,他本人藏书近三万卷,又手下文士甚多,不仅帮他工作,又可以凭此人脉关系广泛利用各路藏书。自从建安以来文学界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出现了大量成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更将文体的研究推向空前完备而深入的阶段——到萧统操选政时已有很好的条件予以总结。

编选文章有两种办法,或分类或编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文选》继承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的传统,按文体分类选文。萧统将选文分成三十八个体类,其中的赋与诗,因为入选的作品比较多,又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

《文选序》扼要地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古今变化,然后写道:“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工,泰半难矣。”可知他的工作目标是按体类选文,为读者提供精品范本。这是建安以来几代批评家想做已做而未能完全做好的事情,萧统率领其手下的文士交出了一份很好的成果。

萧统的文学趣味略近于儒家正统,所以《文选》不选“五经”中的文字,因为那是伟大的经典,“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违背儒家思想的作品他都不肯选,例如陶渊明那篇《闲情赋》,其中抒写相思之情过于火爆,萧统就为他感到可惜,不能入选,而另选了既不违背儒家思想又显得比较有文采的《归去来辞》和若干诗篇。晋人文章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虽是佳作,但道家气息太浓厚,与萧统的期待视野不合,也不能入选。

萧统又深入地思考和研究过“文”与非文的界限问题。关于《文选》为什么不选诸子之文、古人言论的记录本以及史传中的大量文字,他都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说诸子之文“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他们的着力处在于讲清楚自己的理论,并不考虑如何把文章写得漂亮,所以不选。古人言论的记录本有些可以称为美辞而非美文,何况这些言辞“概见坟典,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所以“今之所集,亦所不取”。由此可知萧统颇严于“文”“辞”之别。最有理论价值的是关于何以不取史传中一般文字而专选其赞论序述的那一段说明了:“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由此可知他认为史传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部分具有“文”的性质,所以可以破格入选。萧统这两句话并非并列关系,以第二句为主。“事出于沉思”是专就史传中的论赞而言的,它们并不是一般地直白地叙事,这里虽然不免也要提到若干历史事实,但那已经经过作者的“沉思”消化过了。史家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往往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讲究辞藻、对偶等等,显得文采斐然,与“篇什”即单篇的文学作品比较靠近。归根到底,萧统所看重的乃是翰藻亦即辞章之美,单纯的叙事是不可能至少也是不容易“归乎翰藻”的。而凡是不归乎翰藻者,《文选》一概不选。

在此前不久的齐代永明年间,关于声律的研究非常火热,是否讲究声病一端成了“文”“笔”的分野。萧统以是否“义归乎翰藻”来区分“文”与非文,比只着眼于声律更深刻。后来萧统的七弟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讲“文”有四个特点:“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一后期文笔论的见解也超越了只讲声律的狭隘眼光,而首重辞采华丽,再加上一条抒情性,同时也讲“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立论较之前期文笔论更为全面。萧绎之所谓“绮縠纷披”,正是萧统“翰藻”的具体化。

萧统所说的“翰藻”重在一个“丽”字。当萧绎来向他索取文集和《诗苑英华》时,他回信说:“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精核,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汝既须之,皆遣送也。”虽多谦抑之辞,但他追求文辞“多丽”的倾向十分明显。

刘孝绰为萧统编辑文集,在序言中歌颂这位太子的文章“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这些提法合于萧统的思路,同时也顺便交待出他选文的基本趋向。兼顾文质,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头脑的文艺批评家的共识。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思路便是讲“通变”“奇正”,中心在于要求思想上决不违背正统而艺术上却能不断创新。钟嵘《诗品》给予曹植最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他既“骨气奇高”,而又“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这正是典而且丽的意思。萧统的思路与刘、钟都有相通之处。

永利集团,既典且丽,不野不浮,文质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萧统也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相对而言,他对“丽”的要求似乎更强烈些,除了明显的浮而不典、离经叛道的东西之外,他的态度相当宽容,所以《文选》的选目并不显得狭隘。只有那些没有文采的东西,《文选》一概不选,全书艺术品位甚高。打开《文选》,人们就宛如进入一个藻绘缤纷的美丽世界,汉代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名篇佳作,多半在此。《文选》在唐代有那样巨大的影响,固然与唐人极重文采、考试时写诗赋也非有文采不可有关;首先还得《文选》在这一方面的确大有可取才行——这才能机缘凑泊,风行一时。

“丽”也可以称为“华”。萧统认为文学发展的趋势就是日趋华丽。《文选·序》写道:

式观原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萧统通过简单的历史回顾和巧妙的比喻论证,很容易地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文学发展的规律便是日趋于华丽。《文选》选文偏详于近代的原因在此。由此也正可以进一步理解萧统为什么以“翰藻”作为“文”的本质特点。

作为太子,萧统的品德和能力在史书中得到的评价都很高,但他最后却干了一件蠢事,他听信一个道士的建议,在其生母丁贵嫔的墓侧埋了些蜡鹅,以为“厌伏”,结果于无意中得罪了父皇。埋鹅事件促进梁武帝萧衍重新考虑继承人问题,也促进了萧统的早逝。萧统一生的最后两三年是在惭慨恐惧中度过的,没有精神搞什么《文选》了。《文选》中留下了若干编辑工作的漏洞,原因或即在此。《南史·昭明太子传》载,中大通三年“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动股”大约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萧统隐瞒病情无非是担心此事可能危及自己的太子地位,结果耽误了治疗,以至于一病不起。中大通三年四月,萧统匆匆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大型诗歌选本《玉台新咏》是当时着名作家徐陵编撰的,而其背后推手应是继萧统之后新任太子的萧纲。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纂,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中称:“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其实编这本书的时间并不在萧纲的晚年——萧纲到晚年也并没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意——而所谓“以大其体”则是为他所倡导的宫体诗运动进一步做宣传造舆论。《玉台新咏》应成书于中大通六年至大同元年之间,其时正值萧纲进入东宫,主持风雅之初。书中所选萧纲的诗作甚多,完全是所谓“宫体”。徐陵编这样一部书肯定得到过萧纲的默认,或简直出于这位太子的授意,否则一位文学侍从是不大可能别出心裁地来编这样一本供宫中妇女专用之诗歌选本的。

所谓“宫体诗”是由太子萧纲为首的一批诗人提倡起来的,一时声势很盛大,几乎形成了一个运动。萧纲同思想相当正统的萧统不同,比较开放,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文章且须放荡。”所谓“放荡”指诗文创作在题材、写法、措辞等等方面都可以胆子大一些,自由一些,可以不受传统礼法的约束。他自己写诗喜欢大谈女人,举凡女性的身体、容貌、心理、器物……都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成批地形之于歌咏。太子地位极高,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政务,不需要负多少责任,而东宫之内,又聚集了大批美女,在当时那种文化氛围中要走出这样一种“放荡”的写作路子,简直是势所必至的事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萧纲为领军人物的宫体诗人大抵都是佛教的信徒,生活作风与淫荡无关。

宫体诗的内容,简而言之有两大方面,一是女人以及与女人有关的种种,二是景物花草。前者主要咏人,后者重点咏物。《玉台新咏》里充满了这两类新诗,艺术成就很高。

“艳歌”的提法表明《玉台新咏》所选作品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写道:

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

可见编这部集子是为了宫中人度曲演唱,同时也便于她们观览。所以后来唐朝人李康成继承徐陵的事业,新编《玉台后集》,在序言中即明确地写道:“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所着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也正是由于这前后两部诗选都是歌辞的总集,所以晁公武在目录专着《郡斋读书志》中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古乐府》等并列,收入乐类之中,又在着录《玉台后集》时说:“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着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

既然内容是艳诗,又要能唱,所以徐陵在为宫体张大其体的时候,也选取了若干过去的歌谣和乐府诗中涉及妇女、爱情、婚姻、家庭的作品,其中颇有相当优秀的篇什,例如卷一的《汉时童谣歌一首》、卷九《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汉恒帝时童谣歌二首》和《晋惠帝时童谣歌一首》等歌谣,又如卷一古乐府诗六首中的《相逢狭路间》《陇西行》《艳歌行》等乐府歌辞以及后代文人的拟作;更大的贡献是首先录入了伟大的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但是这些作品并非《玉台新咏》的主体,作为主流的还是萧纲及其周围文人的宫体诗。《玉台新咏》在保存前代文学文献方面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但就其编选的本意而言,它乃是宫体诗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保存的文献最主要的还是梁代的大量宫体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文坛的潮流,看到这一派文人的审美趣味和他们在艺术上的种种探索追求。

《玉台新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晚唐五代的曲子词选本《花间集》明确表明继承了玉台的传统,《花间词》同宫体诗和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大写女性的形态,并且惟其如此,在正统派人士中,一直被视为不够正经而名声不佳。

近年来有一种新见,略谓《玉台新咏》以书乃是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编撰的。此说颇新奇可喜,惜无文献依据。如果真的出于张丽华之手,那一定会录入许多后主陈叔宝的诗篇,而在诸本《玉台新咏》中丝毫未见。

关于文学选本,鲁迅先生发表过一个着名的意见,他说:“选本所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萧统要通过《文选》来提倡“典”而“丽”的文风,而《玉台新咏》则是一本宫体诗大全。两书同为中古时代的文学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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